【摘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亟需性和重要性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或在语言上更简洁的“非遗学”从三两个专家的提倡变成了基于较大共识的学科体系建设议题。非遗学被定位为一门前沿、交叉学科，其前沿性一方面在于它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出来的非遗保护事业的新产物，另一方面在于它正以崭新的方式推动文化多样性条件下的人类文化认同；其交叉性既是学科演变的历史现象，也正借助新文科建设的动能互换理论整合和方法创新而成为显学。

【关键词】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新文科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从一个生僻而略显别扭的词，在广为流行之后，又被简略为更符合现代汉语双音节构词习惯的“非遗”。中国的非遗保护外承国际社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文件精神和项目规则，内接国内社会的“传统民间文化”转变为“公共文化”的时代大势，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逐渐从一个以“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为基础的文化项目发展为全面渗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大局以及国民日常生活的公共事业。曾经在公共空间没有正当性和能见度的大量民族民间文化经过“非遗”的命名被赋予无限的动能，获得机会传承与传播、弘扬与发展以及创造性转化。处在灰色地带的民族民间文化从边缘现象一跃而成为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的公共生活的常规热点现象。在此，我们毋庸赘述、细数中国非遗保护的具体成果，只想提及非遗保护在基本面貌上改变了国家的公共生活和国民的日常生活这个显著的事实。认识到这个事实，是我们研究国情、提升学术并建设学科的出发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或非遗学的提法，在非遗保护行动在中国甫一开展就出现了。十分可喜的是，非遗学从少数几个学者的倡导到当前已经成为广大的非遗相关学者队伍基于比较充分的共识而投入建设的学科①。非遗学能够凝聚相当广泛的学者共识，带给我们三重喜悦：一是非遗保护实践已经成绩卓著，并且具有强劲的持续发展的需求，所以需要学科化的知识创新提供更好的服务；二是非遗研究的多学科的积累已经非常可观，需要学科整合予以学术的提升；三是欣逢国家的学科体制改革提出的新文科建设与非遗学的建设在方向上正好契合，非遗学因而具有了制度支持的空间，非遗学的探索是少有的新文科建设的先行者，甚至可能成为新文科建设的范例。

一、非遗学，其来有自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非遗学”这个名称是十多年前出现的，就以此作为非遗学的起点。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先存在后命名的，更有大量的事物是二次命名乃至不断被再命名的，在后续命名发生之前已经长期存在着。追溯起来，非遗是对传统民间文化的选择性命名，而民间文化是对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信仰、民间工艺、民间医药等的总命名，其中，民间文学又是对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的集合命名。这么一层层地追寻起来，我们看到，非遗学是有它的前世今生的。我们今天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非遗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综合学科，但是从对象上看，它源自研究民间文化的民俗学。

非遗学承接了民俗学的对象。民俗学研究社会人群传习的文化②，在不同的时期，调查研究的实际范围在不断扩大，直到晚近学人明确把“民俗”界定为国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如果仍然用“人民的知识”（lore of the people）来总括“民俗”概念包含的范围的话，其所谓“知识”（lore）是包含构成日常生活内容及其延续性的所有常识和技能的，其中特别受关注的是所有文艺体裁和仪式行为。现有的各种民俗学概论大致都纳入生产民俗（农牧业、工商业、服务业及特殊行业）、生活民俗（村社民俗、节日民俗、人生仪礼）、语言艺术（神话、史诗、歌谣、传说故事、谚语）、表演艺术（戏剧、乐舞、杂艺）、信仰民俗（自然信仰、人神信仰及其仪式活动）。民俗学长期积累的对象分类实际上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础，该公约的文本是国际民俗学界积极参与、发挥贡献而形成的，它对非遗的五类划分③是对民俗学的知识借鉴。中国的非遗保护根据自身的项目存量特殊性把非遗项目划分为十类，即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但我们不要把十类里的“民俗”与民俗学的民俗概念混淆④。作为十类之一的“民俗”，特指民俗学的民俗对象被抽取了其中九个部分之后的剩余部分，主要指节会民俗、信仰民俗、人生仪礼和衣食住行等专项民俗。

非遗学对民俗学的承接当然不只是对象。通过文化的公共程序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尊重，是人类在现代的不断追求。而通过民族民间文化的记录和保存让现代社会的弱势人群的创造性获得承认，是民俗学在各国兴起的内在诉求。民俗学在一百多年的学术努力中，发挥了抢救、记录民间文化的基本功能，各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保存了浩如烟海的记录文本和音像资料，中国相关工作集中体现在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宏大工程。非遗保护在工作上借助了如此积累的资料和这个过程中培养的人才，非遗学在理念上继承了民俗学的人文情怀，并且通过有效的实践方式让普通人在公共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让其中的代表获得崇高的荣誉。非遗学在调查方法、文本分析、体裁研究、传承人研究等方面都在借用、沿袭民俗学的学术成就。而在价值理念、学术方法上非遗学与民俗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没有中外民俗学一百多年的学术积累，既不会有民俗学家在教科文组织参与活态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的研拟，也不会有非遗保护实践在过去二十年里的辉煌⑤。非遗保护首先要解决非遗在哪里，可以从哪些民族民间文化中选择代表性项目。而民俗学在“民间文化”概念框架下的成果积累为解答这两重问题提供了资料：有中国现代的“到民间去”的调查发现，才有“民间文化”是一个拥有具体项目内容的总体；有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和中山大学《民俗》杂志到改革开放以来巨量的民俗志和民间文艺集成的出版发行，才有中国十五年非遗系列名录建设的项目来源。非遗保护工作是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专家团队和项目传承主体或其代理方合作开展的公共事业，专家团队的作用必不可少。实际上，专家团队不是2006年正式在全国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的时候像魔术一样一下子冒出来的，而是由民俗学等学科的、至少两代学人接力棒式地培养的储备人才经过学习转型而来。民俗学为非遗保护的对象构成（非遗名录的候选项目）和主体构成（作为保护主体一方的专家团队）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非遗学对于民俗学的承接既是一种受惠，也是一种受限。非遗学受惠于民俗学而兴，也受限于民俗学本身的问题。如果局限在民俗学的学术框架里处理非遗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将在学术上踯躅不前，在实践上作茧自缚。民俗学长期把自身的基本工作定位于民族民间文化的文本生产，如记录歌谣的歌词、神话故事的叙述文字，对于民俗活动（如节庆、仪式）则是记录过程和结构要素。这样的工作目标配之以采风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这种方法对于非遗研究是显然不够的：（一）非遗研究，也有调查记录、抢救性记录等的需要，除了对非遗项目的文本化需要可以借用采风式的方法，还需要音响记录和剪辑；更基本的是，还需要针对传承人、传承人群的传记性的调查记录。非遗研究对于项目和相关联的人要同等重视，离开了传承人、传承人群和传承地区，非遗项目不能单独成立。（二）非遗研究，不同于民俗学可以只研究文化事项，实际上研究的是非遗保护实践，其构成除了项目和传承人群，还有政府、专业团队，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非遗保护是公共文化事业，在国际上基于政府间的公约，在国内基于四级政府文化主管机构的组织实施；专业人士的参与为项目的定义定位、审核评估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意见，对于各方提出的主张进行筛选，并进而支持特定项目向公共文化转换身份；各种社会组织都可以参与，公众都有机会介入，本身既是非遗保护的条件，也是非遗保护的社会过程的应有内容，而这种参与和介入的理想状态就是非遗保护的最终目标。我们如此描述的非遗研究，显然大大超出了民俗学的学科惯例。

二、非遗学，探索前行  

在此，只是以民俗学为例，解释在非遗保护兴起的初期多学科的参与对于非遗保护事业和非遗学的双面影响。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医药学、工艺学、博物学以及材料学、力学等学科对于非遗的分类研究都做出了贡献。然而，就如音乐类非遗及其保护实践并非只是音乐学的问题，以此类推，非遗及其保护实践所需要的学术根本就不是这些学科都分头来发挥作用就能够令人满意的。

非遗保护所需要的学术支持在前述提及的各学科的参与下得以启动和初步展开，形成了影响巨大的非遗保护这项社会运动，由此形成了公众广泛接受的一项新兴的公共文化事业，形成了学界逐渐达成需求共识的非遗学概念。其中，对于非遗学的需求源于多学科的分头参与已经不能满足非遗保护事业继续高质量深入发展的需要。

现阶段对非遗学做一个基本的评估，可以用三个阶段来表述：非遗学的前史、非遗学的肇兴、非遗学的成形。对于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与认识将影响我们对于非遗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非遗学的前史是非遗保护开展并吸引学术研究之前的阶段。非遗保护是现代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产物，也是现代学术自我再生产的一个新阶段的结晶。先有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全世界推动世界遗产保护，普及“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理念，然后才有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引发的非遗保护运动；另一方面，先有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学、戏剧学、医药学、科学技术史等的文化项目发现和学术研究成就，才有它们培育的学者参与非遗保护这项集体行动，在促成这项事业的同时，也开启一项学术研究。我们承认非遗学有自己的前史，能够避免学术上的目空一切和闭门造车，能够在清醒地认识到非遗学的漫长积累和丰富资源的状态下突入到新的学科建设。

非遗学的肇兴是非遗保护在全世界启动之后，各个学科参与进来并汇聚成为“非遗研究”这个专门领域的阶段。各个学科在一开始的介入具有双重的意涵：一方面是各个学科自己向新的对象的拓展，这是很常规的态势，因为学术的创新要求总是作为内驱力推动学者们通过介入新对象而显明自己的创新努力；另一方面，因为非遗保护是一个总的社会过程，不同学科学者的参与是以多样的合作方式运作的。学者们的学术产出，既是自己学科的延展，也是同一个过程所构成的同一项事业的组成部分，于是在非遗保护作为一项事业被确立之后，与之相关的学术参与及其产出共同积聚成为一个可以辨识的研究领域，“非遗研究”作为一个有辨识度的研究领域，就成为一个不断滚动增大的学术雪球。参与非遗保护事务和学术活动的不同学科学者从原来学科的立场到相互认同的共同学术领域的立场转换，构成非遗学从无到有的魔法般的发生学机制。“从无到有”当然是就非遗学而论非遗学的观感，我们要增加非遗学的前史阶段，就是要我们用“以甲生乙”的思维看待非遗学与现代文明和现代学术的内在联系。在还没有非遗学的时候出现了非遗研究，在大家都属于其他学科身份的时候，出现了非遗评审专家、研究者，这种情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专家评审会的现场、关于非遗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的现场被颇有戏剧性地呈现出来。再看看非遗代表作名录被正式公布之后的专家身份的公共认知，以及研讨会议结束之后出版发行的论文集，非遗保护专家团队、非遗研究的专门领域就呈现出自己的面貌了。经查找2000年以来非遗保护在全国正式推行前后的文献，可以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承担国家非遗保护的专业工作：在2001年组织多学科的资深教授举办“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座谈会”，在2002、2003和2004年连续举办三届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再在2006年6月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庆祝期间，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在年底结集出版⑥。文集包括八十多个作者、近八十篇文章；作者出自十多个学科，来自几十个大学和研究院所。但是这本论文集作为当时一系列活动和若干论文集的代表，传达出了这样的阅读效果，即非遗研究领域的出现和非遗学者的集结。

非遗学的成形是指非遗研究从一个学术领域提升到具有一定的整合性和共识性的阶段。因为众多学科学者的参与而形成了共同的非遗研究领域，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但是由于学者们还大多是以原有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来参与的，其中的成果只是因为非遗话题而关联在一起，还没有学理的、方法论的共享而构成紧密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各项成果是借助现象或经验的相关而被汇总在一起，并没有成为“一体”，也就是没有被一个学科的基本体系所整合。非遗学的成形需要满足学科的基本属性，王福州在最近的文章中概括为交叉性、整体性、贯通性、应用性以及独特性⑦，其中最基本的是整体性，即对于一个作为领域的非遗研究进行理论和方法的整合而具备的属性，也就是非遗研究经过学术自觉和学科建设而从一个领域上升到非遗学的转身。这种转身当然不是舞台上的华丽转身，而是一个数年积累升华的缓慢过程。把非遗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还是直接用非遗学来定位，学者们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2004年9月提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题组，其成果在2006年出版。这第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的发行意味着非遗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出现并被高光笔标示，而从概论的措辞和定位来看，当时对于是否标举“非遗学”还在欲说还休的含蓄之中。此后，学者们持续地明确追求非遗研究的学科化⑧，甚至直接呼唤建立非遗学⑨，到2018年，黄永林和肖远平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概论⑩撰写组，应该说是当时学界同仁已经对非遗学有了明确的共识。从2004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的设想到2018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的设想，非遗学的学科化及其内部的学术整合发生了质的提升，非遗学的基本学术构成算是大致具备了。

三、非遗学，时代机遇  

非遗学现在已经纳入国家的学科序列，这是非遗学使自己真正配得上非遗保护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非遗学被列为前沿、交叉学科，它的前沿性是由它的新兴身份和对于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预期所彰显的；它的交叉性是对它的学术构成现状的描述，但是非遗学的学科建设需要以更优的学术整合使它具有更好的内部完整性和外部独立性。我们清楚地看到，非遗学对于现阶段的内部多学科交叉性予以整合建设，需要有新文科建设的思维。

“非遗”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发明，蕴含着重要的、再生性强大的理论创新和机制创新：（一）各种日常生活的文化项目被命名为非遗代表作（代表性项目）成为新事物。一项作为闽粤沿海居民及其移民的信仰实践的妈祖信俗，它自身只是沿海地区一部分人的文化，同时还被不少人轻视为迷信，但是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并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作用一下子倍增；（二）世界文化遗产概念发展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文化遗产实物的流动性弱、对现存关系的转换力小的遗憾获得了克服的机会，而非遗作为活态文化是广泛存在于各个社群的日常生活的，所以流动性和传播性都很高，且跨群体的共享潜力大。人类社会发明世界文化遗产概念要促进不同历史文化的人群相互承认、相互认同，这个理想只有在发展出非遗概念及其保护实践之后才真正看到不远的彼岸。（三）非遗保护实践的机制创新已经成为人类不同社群建立彼此的积极关系的典范。人类的各种社会都惯常肯定自己的文化而贬低其他群体的文化，而非遗代表性系列名录的建立机制是各项文化的传承人群自我主张、经过专家的中介环节、在不同人群相互承认其他人群的代表性文化的条件下达成一个共享的名录。人类在文化上的自我宣称与相互协商的共同承认是完全不同的相处之道。非遗开创的这种机制，有望培养人类在协商和包容中相互承认的理念和习惯，超越通过贬低、排斥他人文化而单方面建立优越感的旧习惯，是人类在文化的差异构成的多样性中寻找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光。

常有人说人文社会科学是务虚的，其意思大致是说这些学科没有多少实际的作用。其实，现代社会就是一种逐渐建立起来的以概念、观念为引导和依据进行规划、动员、集体行动的新型社会，许多概念都由历史证明了它们的威力，一些概念摧毁了旧时代，一些概念支撑着新社会。非遗概念虽然不能与“反帝”这种概念的威力相提并论，但是对于一个深陷文化冲突的世界，它已然被证明是一剂良药。

“非遗学”，以中文的造词习惯来看是一个很规范的学科概念，使人比较容易把它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视为类似的“学科”。其实不然⑪。虽然都是某种“学”，但是非遗学在学术规范和制度安排上都与上述学科不同。这些学科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在现代学科分工的较早时期就发展起来并占据一席之地，通常都形成了特定的思想方法（如哲学的逻辑推演、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特定的对象分工（如分别以法律领域、经济领域、民俗生活领域为对象的法学、经济学、民俗学），从而在学术制度体系内获得了正式的承认，演变为全世界大学普遍设置的相应院系。而“非遗学”所指的研究是一种新兴的学术领域，研究者来自多个学科，都是在原有学科根基上做增量，所以在现阶段，从状态描述来说，非遗学在学术上是一种新兴的交叉学科。

交叉学科是已经使用很长时间的一个学科分类。上述那种类别的基础学科之外成形的学术领域，很多都可以归入交叉学科。我们今天不愿意满足于非遗学的交叉学科表述，还希望借助“新文科”概念推动非遗学成为更具有内在整合的独立学科。“交叉学科”更倾向于表示非遗学在发生期与参与者的背景学科的亲缘关系，而“新文科”更倾向于突出它的新兴学科、独立学科的属性。

“新文科建设”是在积极回应新技术、新需求和新国情的形势下由国家提出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号召⑫。如果说我们习惯的学科分类是现代的劳动分工在学术上的体现，那么经过后现代思想的洗礼，经过网络、音像、传播、交通等新技术全面渗透到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之后，经过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搜集与挖掘使用可以使各种学术广泛受惠后，旧的学科分类及其以它们为中心的交叉学科分类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求，不能发挥新技术条件下的供给方式和能力之所长，于是，“新文科”理念被呼唤出来，供学界借鉴与吸纳。

非遗学，这个正从多学科的交叉而构成的特色研究领域沿着独立性升级的新兴学科，与新文科的倡导相遇了。举例说，人们通常认为是民族民间文化转为了非遗，实际上民族学或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和人才对于非遗学都是不能单独胜任的，并不是将这些学者的研究换一个名称就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作为文化事业，作为介入地方发展和国家战略的文化资源，涉及经济、政治、技术、科学、艺术等诸学科，需要文理结合，需要文字处理与音像处理的结合，并在一系列、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的整合之下形成新文科意义上的非遗学。

我们不能指望非遗学像传统的基础学科一样在大学和科研院所设立独立的实体院系，而是需要设计具有灵活性也意味着活力的科研体制。非遗保护实践几乎涉及所有公共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非遗馆、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传习所；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本身也是非遗项目的权威专家；非遗传承与传播的数据以大数据的形式存在于营利或非营利的众多组织机构，那么，理想的非遗学建设应该以能够调动所有这些方面，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机制运行，而非遗学者聚集的专业学会应该在其中发挥凝聚作用、知识生产主力的作用和学科建设的主体作用。特定的大学院系是需要的，但是这种机构的人力和空间又是十分有限的。既然我们这个时代的专业劳动力可以有多种不同于既有的单位人事制度的方式组织运行，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发挥这些方式的潜力。在一个法人机构里跨院所的同仁结合，在国内外跨院校的同仁结合，将会为非遗学提供新的智力结构。非遗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事业，还是全人类的公共事业，不仅有跨文理，还有跨宗教、跨语言、跨文明、跨种族的合作与交流，唯此方能真正发挥非遗学作为一种新文科的实力。

作者简介：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非遗研究与发展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民俗研究、非遗与公共文化研究、社会组织研究、民族之方法与海外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