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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在成都宣告成立。
本次专家委员会成员单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还囊括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
作为全国首个省级非遗领域高规格智库团队,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将如何助力四川非遗保护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协同性与跨学科研究?一起来听听专家分享。
本期专家
朱靖江 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专家访谈
四川非遗:基于影视人类学视觉,用影像构建非遗数字记忆平台和项目展示载体,有何特点?
朱靖江:影视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一方面,它具有作为一种展示媒介、记录媒介的影像特点,这使它和文字类社会科学体系有所区别;而另一方面,它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范式、理论和方法,都紧紧依托于人类学的一些基本学术观念,比方说田野调查、参与观察,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术伦理和学术工作的指导方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样一个领域,影视人类学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首先,人类学本身是一个对文化进行深入描写的学科,也就是说它不满足于仅仅对某种文化事象做一个简单表述,而是希望能够深入到这种文化系统之中,特别是活态的生态系统之中,通过和当地人的交流交往,然后能够真正感受和理解这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可以说,人类学是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里面,最能够体现文化多样性、文化活力与深度的一门社会科学。其次,影视媒介先天的具象化特点,就决定了它能够用影像和视听的方法,栩栩如生地复制、呈现某种文化事象,这样的记录方式能够摆脱一些文字记录的不足,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的样貌。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非遗它不是能够完全用文字来描述清楚的,比方说一些视觉表征,一些音乐,一些舞蹈,一些仪式,其实很多都很难真的用文字来把它说清楚,但是用影像的媒介就能够把这样的文化体系、文化表征非常明晰,特别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所以这也是它很重要的特点。
影视人类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保护和传承领域,实际上起到了几个作用,第一,是做抢救性的影像记录。就是说通过用人类学的方式进行调查和研究时,我们能够用影像的媒介,用相对完整、完备的影像方式将一些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进行抢救性记录,将其作为一种珍贵的影音文献,来存续、来保护。
第二,体现了活态非遗保护的价值。因为人类学特别倡导在一种活态的社区当中、生活当中来保护文化遗产,所以,影视人类学也是通过创作者和文化持有者,他们长期的共同生活,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相互之间的关照,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由此进行更加深入的,更加细腻和丰富的,特别是带有情感的展现某一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它所代表的这种地方文化传统。当然,我们也非常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能够主动、自觉地用影像来记录非遗。因为有很多文化内涵,可能外来的记录者并不能够真正去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由非遗传承人来进行这种自主性的影像记录,对于他们的内部传承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最后,体现在新媒体和非遗保护之间的联系。在当代,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文化的最主要媒介,这种情况下,非遗短视频、非遗直播……很多非遗和新媒体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就能够更容易传递到每一个受众当中,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超越时空限制来关心非遗项目,来感受它,来传承它,所以这也是当代影视人类学与非遗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交叉点,就是运用社交媒体来建构一个更广泛的非遗传承群体。
四川非遗:拍摄非遗影像时,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文化表象下的内部肌理,这对拍摄者有哪些要求?
朱靖江:我觉得用影像来进行非遗记录,当然要有几方面的学习和训练的过程。首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非遗具有非常强烈的本土性,我们很多文化传统,流传至今的一些生活、生产和文化艺术都可以被视为非遗;非遗又带有一种普适性,它带着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理解、保护和相应价值观念。所以,我觉得拍摄非遗影像要真正去理解什么是非遗,不能简单把它等同于一门手艺,一种戏剧,或者是一种生产方法,而是要把它放到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去理解。
第二点,就是要学习影视的创作技能。因为我们看到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起摄像机进行影像记录,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去专业地学习视听语言,学习如何使用摄影机,用比较准确的、系统的视听语言来建构一个影像的表达系统,就能够把一个非遗的历史、现状、传承、文化特点,还有非遗之于社区生活,能够很好地拍摄出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训练和实践摸索,但是我觉得,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成为一名有所成就的非遗影像记录者。
第三点,就是应该具备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当然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人类学知识,因为人类学知识更多地体现于对文化的尊重,对文化主体的平等性,以及我们和这个文化对象之间的关系上,它提供了一整套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学术方法。所以我觉得对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理解,有所学习,有所认知,可能是我们做非遗影像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储备。
最后,当然还有个人的情怀。我们知道非遗保护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可图的事业,它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影像创作者对于非遗保护和传承确实充满了文化使命感,充满了责任感,也充满了对于中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热爱。我觉得只有在这样一个初心的引领之下,非遗影像创作和拍摄才能是一个长期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个人短时间的兴趣,才不会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
四川非遗:作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一名专家,您对提升四川非遗影像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有哪些建议?
朱靖江:这一次被四川省非遗保护中心聘请为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我感到很荣幸,也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参与更多的实践项目。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都在影视人类学与民族志电影创作这个领域上,能够为四川省的非遗保护带来一些可能的加分项,或者是可能的一些工作前景,也许就在于我们能够在一定的人类学理论支撑之下,更好地用影像媒体对四川省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记录,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影像存续、保护和传承。
四川是我的故乡,从它的自然地理到它的人文民族,其实都非常丰富多彩,有很多世界级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做的工作,一是用影像来进行非遗的本体资源调查,真正地通过影像方式来大规模调查和记录我们了解到的四川非遗的家底,并且能够建立一个比较系统的四川非遗影像档案;二是要思考如何用一种有深度、有感情、有温度的影像方式来创作非遗的影像作品。
由于非遗本身具有世界性,我觉得在中国向世界进行文化推广这个过程当中,以非遗为主题的非遗影片,不管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有可能会获得全世界更广泛的共鸣,它会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一些文化冲突或社会矛盾,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在几千年的文化变迁中留给世界的宝贵财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潜下心来创作一些具有国际性的,或者是带有全球视野的非遗影片,那我想对四川的非遗保护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另外,我们能做的可能还有广泛开展相关内容的教学和培训。
近十多年来,我主要在做影视人类学各个层面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在开设了影视院系的高校里面,把非遗影像拍摄作为一个专业,或者作为一个领域,来有条不紊地开展学术方面的、实操方面的教学,培养更多的非遗影像人才,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在非遗保护领域里发挥影像的价值和作用,这个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还可以开展多种多样的面向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培训。因为有很多基层文化工作者,比方说一些文化馆的成员,一些地方的非遗保护工作者,他们对本地非遗保护和影像记录也非常热心,但因为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或者说没有得到一套很好的、指导性的理论观念和创作方法,所以他们可能会在拍摄中留下很多缺憾。这就需要我们这些高等教育工作者能够真正深入地方,深入这些乡镇,和他们一起来,手把手地来进行教学讨论,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非遗影像是更有价值的,什么样的非遗影片能够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关注,从而能够反哺非遗保护。这可能也是我们想在四川非遗保护当中做出的贡献,能够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