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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12时刚过,孙占东便带着他的三弦,赶到了榆林市横山区南街广场。在刚刚搭好的流动舞台上,换衣、调音、绑甩板,这些准备工作对每年都要进行200多场表演、见惯了大场面的孙占东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然而,那天这场小小的惠民演出却还是让他心潮澎湃。
“这是今年2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将榆林市横山区(陕北说书)命名为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后,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心里难免激动,我为我们陕北说书能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感到高兴。”孙占东说。
一曲《刮大风》过后,台下响起阵阵掌声,观众们脸上洋溢着喜悦。陕北说书,这一吸收了眉户、秦腔以及道情、信天游等曲调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依旧在陕北的黄土地上散发着蓬勃生机。
源自民间的“盲人”说书
谈起“说书”,可谓源远流长。汉代刘向所著《烈女传》中第一次出现了类似“说书”表演的文字记载,其中讲述了古代妇女怀孕期间,为使孩子生下后“形容端正,才德过人”,便在夜晚让人为其诵诗、讲故事。
陕北说唱活动较早记载则见于清道光年间的《榆林府志》。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榆林堡同知谭吉璁的同僚陈文道在谭府听书后赞道:“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伎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及江南之敬亭乎?”此后,陕北说书内容逐渐丰富,在形式上也有了重大改进,其演唱风格更加贴近本土特色,内容上集中表现本土文化,语言上则完全采用陕北方言。到了清末,陕北说书已开始普遍流行。
陕北说书的唱词通俗流畅,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除了艺人们特有的开场白或特定的唱词外,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好的民间艺人,在唱词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陕北秧歌剧、陕北碗碗腔,甚至蒲剧、晋剧、京剧的曲调,陕北说书可说是熔各种唱腔于一炉,加以冶炼,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
到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对陕北说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久,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之后又成立了陕北说书改进会,并在延安、榆林等地陆续举办了8期培训班。当时,陕北解放区有盲艺人480多人。陕北说书改进会不仅对《刀枪记》《还魂记》《花柳记》等50多个传统书目进行了改编,还组织创作了《刘巧儿团圆》《黑白分明》等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书目。
“早些时候,陕北说书大多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后又经过长期实践,逐步成为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书形式。”盲人艺人孙占东向记者回忆他的师傅曾经讲过的故事,“我的其中一位师傅也是盲人,听他说,过去说书这个行当是只有盲人才能从事的。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说书成了大多数盲人谋生的唯一手段,明眼人被禁止从事说书成为圈子里不成文的规定。直到20世纪70年代,陕北个别地方才出现了少量明眼艺人。”
孙占东说:“1949年以后,陕北说书受到了政府的重视,陕北许多县成立了‘盲人说书队’。说书的内容也在过去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绿林好汉、才子佳人等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创作出了如《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作品。时至今日,在陕北每逢过庙会、祭祖、过生日、孩子过满月或喜庆佳节依然都会请说书艺人前来助兴。说书艺人们手弹三弦,腿绑甩板,也有的击鼓打板,另一人弹弦相辅。还有的三五人组成一队,有男有女,有唱有说,配上现代器乐,走村串户。华灯初上时,村民们便相聚而来,围在说书人周围,三弦拨动,鼓声咚咚,方言开篇,唱词娓娓吟来,整个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融合创新的北国韵律
说起陕北说书,韩起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现在,活跃在陕北说书界的许多艺人的师傅都曾师从韩起祥。甚至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韩起祥,就没有陕北说书今天的发展。
“韩起祥的说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间艺术特点,不仅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刷板等乐器,还创造性地把其他许多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之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横山区曲艺家协会主席曹振鹏说,“不仅如此,韩起祥还第一次打破了女子不能说书的旧俗,培养出了多名女性弟子。”
出生于1915年的韩起祥,3岁时因天花导致双目失明,13岁时他开始拜师学习陕北说书。3年后,学成的韩起祥开始走乡串户进行表演。1935年,韩起祥到达延安,走上了以说书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他将说书投入到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被毛泽东称为“三弦战士”。
从横山城区驱车向东行驶60多公里,便到了韩起祥的故乡党岔镇。如今的党岔镇,走村串巷的说书艺人早已无迹可寻,然而,一座崭新的韩起祥纪念馆却向所有人诉说着韩起祥与陕北说书的故事。
“我常常这样比喻,三弦就是机关枪,唱词就是子弹,编书就是造子弹的工厂。书编出来了,就算是有货了;有货就要卖,卖的主要出路,就是为群众演唱,让群众检验你的作品。”展馆内的这一段文字,让每一个人更加清晰、更加深入地了解韩起祥。一幅幅图片,也将所有人的思绪勾回到那个时代:韩起祥带着一把三弦,踏遍陕北的各个村庄。
周恩来总理曾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对韩起祥说:“你一个人、一把三弦,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炕头上,这个方向很好啊!”
“韩起祥说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好多语言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显得十分亲切、动人,很有生活气息。”党岔镇镇长张海娥指着纪念馆内展板上的内容说,“韩起祥过去常说,‘陕北说书有它的独特风格,但也不能墨守成规,一定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革,才能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开放出新的花朵。’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这一道理。”
在韩起祥等民间艺人的改革下,陕北说书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初,陕北说书的演唱形式是由艺人手持三弦边说边唱,说唱相间,一些短故事可以一唱到底,不说一句,也可以一说到底,不唱一句。后来,韩起祥开辟了一人可同时操多种乐器伴奏的新形式,包括大三弦或琵琶、梆子、甩板、小锣或钹,后来扬琴也加入伴奏行列。陕北说书艺人怀抱三弦或陕北曲项琵琶,腿绑甩板,手指弹,脚板打。也有的说书人击鼓打板,另一人弹弦相辅。艺人边说边唱、说唱结合、一口百腔、音调百声,旋律时而高亢、豪放,时而低沉、哭泣。人数与乐器的改变,更加拓宽了陕北说书的表现领域,同时也对书中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陕北说书的流传范围较广,加上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方言语音、师承关系等影响,陕北说书更是形成了多种说唱风格。以韩起祥为代表的一派,声调沉实,强调唱情,吐字清晰,行腔平稳流畅,衬词用得较少;以石维君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声音浑厚,讲究激情,方言衬词用得较多,曲调旋律跳动活跃,善于表演唱腔多而道白少的书目;而以张俊功等人为代表的一派,说唱讲究声音明亮,吐字清丽,善于吸收和运用新手法,并且注重以形体和声音模仿书中人物,且因唱腔曲调借鉴了“迷胡”即陕西曲子等的抒情元素,唱来煽情感人,有“迷胡味”,被群众称为“迷花派”。
新时代的艺术瑰宝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民族文化也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缘何陕北说书没有因此衰败反而愈加兴盛起来?在横山区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3月6日,走进横山区第三小学的音乐教室中,10多名孩子正手拿三弦,认真地跟着老师熊竹英的节奏,一边弹,一边唱。“这几个孩子非常有天赋,最主要的是他们喜欢陕北说书,学得很认真。”熊竹英说。熊竹英是横山区著名的说书艺人,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来学校教孩子们陕北说书,而当天正好是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次陕北说书社团活动。“只要不在外地演出,我就会来教孩子们,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愿意学习陕北说书,将来能够将陕北说书继续发扬传承下去。”
从2017年开始,为了培养出一批文化水平高、表演力强、具有可塑性的新生代陕北说书艺人,横山区开始让陕北说书走进校园,从基础抓起,从娃娃抓起。“我们主要是通过社团活动的形式,让喜欢陕北说书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最专业的培训。每周我们都会邀请区曲艺家协会的会员们来学校现场教学,最多的一期有30多个孩子参加。”横山区文化馆副馆长谢飞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横山区还不断加大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将横山区曲艺家协会建设成“横山说书艺人之家”,把全区的说书艺人团结和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并肩作战,打造品牌。
“在陕北,说书早已深深根植在了群众之中,成为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听陕北说书已经成为陕北人不可割舍的情怀和几代人的艺术享受。”陕北说书艺人白云飞说。
正是这种不曾消逝的情怀和近年来横山区下大力气挖掘本土历史文化积淀,精心打造陕北说书这张地方特色文化名片,促使横山的陕北说书发展前景越来越好。目前,横山共有说书民间演出团队35个,说书艺人近200名,其中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10名,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会员28名,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理事2名,省级说书传承人1名,建成横山说书传习所12个。陕北各县(市、区)都有民间的说书班社,总计艺人达千人以上,许多年轻人也加入了说书的队伍。2018年3月2日,来自横山区的说书郎和江苏省苏州市的琵琶妹联袂表演的曲艺说唱《看今朝》还登上了央视元宵晚会。该节目不仅让两种艺术形式在碰撞中相互交融,更表现出了在精准扶贫政策下,扬州、榆林协作带给榆林脱贫攻坚的新变化。
现如今,横山区还顺应新时代新形势要求,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断与时俱进,组织陕北说书艺人深入村组农户、田间地头,通过陕北说书的方式为乡村振兴加油,为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等工作助威。
“目前,我们计划把陕北说书艺人创作出的许多优秀作品和表演技法下大力气整理出版,切实加强对陕北说书的传承与保护。”横山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武正宏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还将继续加强横山说书剧本、表演形式等全方位的创新,在继承广场表演这种形式的同时,适应舞台化的表演形式。我们要紧紧依托协会组织,成立演出公司,树立品牌形象,抱团作战,对外推出,争取将陕北说书‘说红’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