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包括以下方面：⒈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⒉表演艺术；⒊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⒋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⒌传统手工艺。这五个方面，通常被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为何如此？一般来讲，分类遵循的是“同一性”原则。这五个方面，有何同一性的地方，即全体都共同具备的要素？从2003年以后，经过数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终于体会到，这五个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以行为方式为主要传承途径”①，也就是依靠行为方式来传承的遗产。当然，传统手工艺也不能例外。传统手工艺是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化形态，既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的工艺美术，也不同于现在的设计艺术。我们对其进行学习、体悟、研究时，尤其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其独特的动作行为文化、庞大的知识体系、众多伟大的默默无闻的手艺人，创造了无以计数的传统工艺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部分。

一  

远古的时候，开始直立行走的原始人对自然界的兴趣比现代人要大得多，自然界的任何现象都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关注。为了生存，人们在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动植物时，并不单纯是为了寻找食物，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寻求适当的生活方式和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生存的行为方式。最初人们利用天然的石块、树枝等简单工具进行初级的渔猎生产活动，往往是从自然现象受到启发的偶然举动；而后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人们才逐渐地对自然物的质地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尝试着处理这些天然材料，为了生活的便利开始进行简单的造物活动—早期的工艺技术动作行为；同时，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过程中对人类自身的能力也有了初步的评估。人们发现：当某件事情无法依靠人类自身的四肢和体力去实施时，借助工具来完成可以事半功倍。所以说，早期人类的造物活动主要是从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开始的。事实上，人类不但创造了工具及其工艺技术，在创造工具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自身，创造了文化，创造了历史。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良好的技艺以及庞大的知识体系，需要在保护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体悟、研究。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百万年以前。当时，中华民族的祖先刚学会站起来直立行走，对周围的自然界充满好奇，一方面要与洪水猛兽进行斗争，一方面要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适应自然，求得生存，求得发展。从最初的利用天然的洞穴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处，到利用自然界中的泥土、水、石头、树木、竹片、草等天然材料来构建栖身之处，开始了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进行的基本创造。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生活在距今170万年以前的云南元谋人，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中，在处理石材的过程中最早使用工具的。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的历史遗存中，发现有4件刮削器和10件三角形尖状器，这些用石荧石打制的工具，是中国最早的工具实物资料②。人们在利用石材打制石器的实践中，逐步掌握了一定的磨制工艺技术，于是慢慢出现了半打制、半磨光的石制工具。虽然只是在工具的使用部位加以磨光，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简单。磨制工艺技术还被用于早期的装饰品的制作，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新洞发现的距今约10万年前的两枚磨制骨质装饰品便是证明③。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制造石器工具的工艺除了采用直接打制法外，也开始部分地使用间接打制法。随着制作方法的逐渐成熟，终于制造出了精加工磨制石器工具，即典型细石器，同时还出现了较多的经刮制、磨光的骨质工具，有磨制精致的骨针和磨光的鹿角。

火的利用，使原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对人们的原始造物活动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实在当时，人类利用火已经有了一定时间的历史，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和蓝田人生活的文化层中都留下了使用火的遗迹，在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中，有几层很厚的灰烬，说明北京人不但会使用火，而且还能够保存火种。当人们掌握了“钻燧取火”④的技术与经验之后，人类的社会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首先是人类的饮食结构有了质的变化，饮食习惯从“饮其血，茹其毛”⑤进化为“伙食”，还扩大了食物的取用范围，促进了人类大脑和体质的发展；火可以驱逐猛兽，保护人类，“舜使益掌火，益烈火泽而焚之，禽兽逃匿”⑥；火还可以给人以光明和温暖，使人们能够在寒冷的冬季和夜晚活动，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还能够加工制作陶器，使食物可以长期保存。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利用火来焙烧陶器、冶炼金属，有目的地加工制造各类器具、各类生产工具。至此，传统手工艺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已经奠定，在此基础上生发、创造出处理各种材料的工艺技术，和由此总结出来的显性或隐性的知识，以及通过这些工艺技术制作的各种器物，极大地丰富和创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奠定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典雅、精致、绿色环保是其基本特征。

从事物的发现到利用，再到有意识地创造，这一过程相当漫长，约有几百万年的时间。由于材料本身的性质问题，许多有机物如竹、木、棉等被自然分解，但关于这些材料的相关知识，以及处理这些材料的经验，却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奠定了传统手工艺知识体系的基础。早期利用泥、水、木的知识与经验，形成了初步的泥塑、建筑、木作的工艺技术；打制、磨制石器的知识与经验，为后来的琢玉工艺打下基础；而早期利用火的知识与经验，为人类制作熟食、陶器、金属器具等创造了基本条件。这些依托于人类动作行为的原始工艺技术，在历史的传承和使用中继承、发展、完善，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门类齐全的工艺技术，创造了知识，创造了文化，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传统。

二  

我们认为：“传统手工艺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和结果。”⑦而隐藏在其后的相关知识体系可以分为手工作业的动作行为（基本的动作行为、心与手的协调关系）、材料、工艺、形态等。

作为传统手工艺知识的动作行为，是实验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中国人则将着眼点放在了心与手的关系上。中国人认为，心与手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俗语中的所谓“十指连心”，就是这样的关系的直接说明。指头是手的组成部分，而人们经常使用的“心灵手巧”⑧“心手合一”⑨等的话语，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心与手的协调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认识。事实上，在传统手工艺的行为中，心与手的协调关系则显得更为简单明了，有时，也更为隐蔽和复杂。在这里，中国人认为的“心”，不同于生理学意义上的心——具有泵血功能的器官，是人体整个血液循环系统的动力源泉。在中华医学暨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中，心所指的范围及其作用要大的多。古人认为：“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⑩同时，作为人体最为重要器官的心脏，能够接收外界信息，并形成各种价值判断，继而作出相应的决策，能够调整动作的行为，心脏具有统领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器官的生理活动的功能，还能够进行精神、意识、思维等心理活动。故古人认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⑪。手的动作行为（处理材料的手段）从完全是由大脑指挥，过渡到由心来协调的动作，在传统手工艺中有一整套基本的训练方法。处理任何一种天然材料，从知识的学习到熟悉其物理和物性，再由练习—从生涩到熟练，到成为习惯、完全下意识的动作，这样的过程许多的手艺人都曾经经历过。

在传统手工艺的工作过程中，手艺人从循规蹈矩的完成制作、到创造性地完成工作，是传统手工艺从“技”到“艺”的磨练过程，也是手艺人从手到心、再到手的协调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与手的动作协调越来越精密，直至心手合一。这一过程的长短，与手艺人的天分、领悟、研习、磨练、体验有关。具体说，研习技术、磨练心性、体验创造等主要是通过手艺人的手在创造的过程中来实施、完成的，而获得经验则是由心与手相互作用、反复体验得到的。传统手工艺的基本训练和日常的研习，实质上就是心与手的相互作用下的动作行为的协调训练。心与手的相互作用、反复磨合，可以使心与手的协调程度达到高度统一，进一步让手工艺人在创造时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⑫的境界。

对材料的基本认识，是处理材料的前提。传统手工艺对材料的知识积累，源于原始社会人们的各种实践活动，在历代的创造活动中得以修正、补充、完善。《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记录的“橘逾淮北而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而“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良”⑬。这是第一次将民间关于材料的隐性知识文字化的记录，其他一些零星的记录在《诗经》等古籍中都能看到。这样的记录在历代的文献中凤毛麟角，但在民间、在手艺人中却以口诀、传说、故事的形式流传，与文字记录的文献同时存在，在数量上却远远超过文字记录的文献。直到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将这些知识收录在他的著作《本草纲目》中，使中国人对材料的认识和经验有了初步的、系统的总结，“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⑭。可以说，《本草纲目》既是中国早期的药学著作，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手工艺早期最好的材料学著作。

在《本草纲目》中，除了分门别类地对各种材料进行客观物理性的描述外，在每一条目下都有“气味”节，所叙述的是关于材料物性的特征，材料的物性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材料学与一般材料学的区别。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材料学认为所有的天然材料“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⑮，这样的叙述特别重要。因为物品从制作到使用，都是与人在一起的，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们的生活之侣。因此，从健康的角度考虑材料的物性进行选材，是因为“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所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⑯。这一点在木作工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活人用的材料多选择物性为“热、温”之材，而装敛死人用的器具则多选择“寒、凉”之材。

如果说，心与手的协调关系是宏观的知识，那么关于工艺技术动作行为的知识就是具体的。在中国传统手工艺中，与竹、木、柳、藤、草、棉、革、漆、土、陶、瓷、金、银、铜、铁、锡等材质相对应的是雕、镂、刻、削、染、缝、绘、髹、铸、琢、磨等各种工艺技术。每一种工艺技术都有独特的动作行为——手法，这些手法中大部分常规的，是多数手艺人在制作时使用的；也有极其特殊的，这样的特殊是常规动作的基础上，由手艺人在长期的处理材料进行创造的制作实践中，或是偶尔发现，或是在常规动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的，是个别人的创造。虽然不起眼，但对于处理材料有特别的效果。如清末刺绣艺术家沈寿在刺绣人脸时，每一针丝线在绣入画面之前，要用大姆指和食指轻轻捏一下，让丝线稍稍退一点捻，这样绣出的人脸面部不会反光，只是发出微光，适合绣制神佛和一般人物。这样的技巧只是沈寿个人独有，非常有限地传给她的几个亲授弟子，而在由她口述、张謇记录的《雪宦绣谱》中不见记载。这样的特殊动作行为在沈寿看来，已经是习以为常的随意之举，不值得专门去叙说。

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手在完成动作行为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时就需要借助于工具，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⑰。理论上说，工具是肢体的延伸，这里的延伸是指人的肢体的延长和行为功能的伸展。工具有手工、半自动、自动之分，手工工具多是个性化的，其使用的动作行为也有着他人没有的特别之处，如宜兴紫砂的陶器艺人，其工具虽然在功能上大同小异，但其外形和使用的动作行为基本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半自动、自动工具，多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动力，如风能、水能、汽能、畜力等，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动作行为的效率，使用时，只需人工施以稍许辅助动作行为，即可完成事先预设的结果。同时，借助工具的标准化、半标准化动作也能够保障预期结果的基本质量。中国人使用工具的历史悠久，几乎与人类的起源同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手工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行业分工的日趋细致，工具也向着专门化、规格化和配套化的方向发展。工具已成为生产中实施工艺技术的动作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各种功能和类型的专业工具更是必不可少。当然，掌握工具本身也是重要的工艺技术动作行为，需要认真学习，长期琢磨、研习，逐渐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在某些行业中，世代相传的工具还是衣钵传人的标志，当师傅年高引退时，便要举行仪式，将自己从先辈那里继承的并一直使用的工具传给手艺出众的徒弟，以示传统手工艺传承之正宗。

形态是传统手工艺技术动作行为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对材料的认识水平、工艺技术动作行为以及手艺人的世界观和情感的总和。形态可分为外形、结构、装饰等部分，传统手工艺的产品外形多是相对固化的，如陶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铁器等。固化的形态能够适应某些生活方式的常规动作行为，或者说是对某些动作行为的规范的需要。一般说来，能够适应着生活之“用”的形态往往是符合人的比例尺度和美的造型原则的，如对称、均衡、圆润、合手等。结构是组成外部形态的内部搭配和部件安排，如织物的组织、竹器的编织方式、木器的榫卯等，是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内在力量之体现，是形态的质量之保障。脱胎于实用目的的装饰，若是进一步独立发展即就是美术，其相关的知识和工艺技术是全部传统手工艺中最为显性化的，但其最终已与传统手工艺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在不同时代的创造，累积形成了厚重的传统。作为一种“以行为方式为主要传承途径”创造性的手工劳动，其具体的主要传承途径，大体上可以分为父子（婆媳）传承、师徒传承、家族传承、作坊传承和社会传承五种。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就是通过这样的传承模式，代代相承，创造发展。

在过去，父子（婆媳）传承被视为最为稳定的传承模式，也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传承方式之一。由于亲情的关系，在父子（婆媳）传承的过程中，做父亲的总是极富耐心的手把手传授，恨不得把所有的关键工艺技术和动作行为都灌输给自己的儿子。在传统的观念中，儿子是自己的，女儿是别人家（嫁出去即成为别人家的媳妇）的，所以民间有“传媳不传女”的说法。师徒传承是一种近似于父子传承模式的方式，一入师门，就如同师傅的亲生儿子，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经过正式的拜师仪式后，算是正式入得师门，师傅所有的内外事务逐渐交由徒弟办理。先从师傅的为人处世学起，然后再学技艺。师傅的所有动作行为，都是徒弟模仿学习的对象，尤其是工艺技术上。与师傅的朝夕相处，不仅学会了师傅处理各项事务的态度、方式、方法、能力，而且还学会了对待材料的态度和处置方法，学会改变材料形态的动作行为。家族传承，可以视为是父子（婆媳）传承关系的扩大。当师傅没有亲生儿子时，可以在家族内的子弟中选择一人或数人，或是过继、或是结为师徒，通过这样的形式传授工艺技术，使师傅掌握的独门工艺技术得以传承延续。家族内的亲授弟子，在关系上比徒弟还要亲近一些。

与前述三种传承方式不同，作坊传承往往容易被忽视，特别是近代以来，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民间作坊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作坊传承基本上无从谈起。其实，作坊传承与前述三种传承方式相比，有着很多的优点。在作坊里，师傅之间表面上并无多少往来，但其动作行为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尤其是事关作坊的产品质量时，作坊主也会对诸位师傅有所要求，要求他们尽可能地统一采取一些高效率的、标准的动作行为。这样的动作行为，多区别于其他作坊或个体的手工艺人。以至于一出手，内行就能看出，这是从哪个作坊出来的。在作坊里，徒弟仍然是有专属自己的师傅的，但徒弟也可以向作坊里的其他师傅请教问题，而被请教的师傅必须如实回答；在请教工艺技术问题时，也可以手把手的传授，倾其所有，不得保守。这样的话，徒弟在习得自己的师傅的绝技时，还可以学到其他师傅的长处，博采众长，有利于徒弟自身的成长。

在过去，社会传承是一种常见的传承模式。所传承的工艺技术都是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动作行为的项目，如绣活、剪纸、风筝、面塑、编织等，基本上是一些一看就会的品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居住在近处的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使社会传承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赵家的媳妇跟钱家的大娘学剪纸，孙家的闺女跟着李家的大娘学习刺绣；周家的大叔给吴家的孙子做了个大叫虎，郑家的爷爷又给王家的孙女扎一个风筝。这样的制作，多出自民间的能人之手，他们虽然与专业的手艺人有一定的差距，在民众眼中，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他们为自己或为他人的创作，在进行时会引起众人的围观，观众中也不乏有心人，他们会目不转睛地盯住创作者的手法，进行学习，回去即进行模仿、复制、创作；也有当面拜师请教、或是专程上门求教的，可以算是亲授弟子，如绣活、剪纸等。还有的是在市场上购得作品，回去以某种方式模仿、复制、创作，如剪纸的熏样、风筝的复制、创作等。

在当代，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安居乐业，应该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发展的最好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⑱。中国的传统手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研究、推广中国传统手工艺时，要注意符合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符合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符合中国人学术研究的规范，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传统手工艺的平和、健康的发展。

然而，在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发展过程中，一些人给传统手工艺贴上了许多泛政治化的标签，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职能，使得传统手工艺不堪重负，特别是一些准行政部门，将许多与手工艺无关的事项加入评审标准，使得众多的手艺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所适从。虽然无可奈何，但也要去做那些与传统手工艺和自己本身无关的事情。

其实，就传统手工艺本身的特点来看，传统手工艺的动作行为能够平衡在高科技背景下的人的情感，而其美妙而实用的产品在美化、丰富生活的同时，最为重要是能够创造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而能够启迪人们的创新思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振兴传统手工艺，普及传统手工艺的知识，推广优秀的传统手工艺产品，恢复与重建中国人自己的文明、典雅、绿色的生活方式，是当下中国手艺人和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 第01期 总第01期）

作者简介：

徐艺乙，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工艺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