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步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数字生活也已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升级，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中也出现了数字鸿沟，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使这一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因此，如何消弭数字鸿沟，推动数字传播进一步发展，日渐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鸿沟；数字传播；编码；解码

自2006年我国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民俗”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类。在某种程度上，“民俗”是可以包容其他类别的。因而，针对这类非遗的学术研究也就显得较为复杂。毫无疑问，202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从国家到地方，诸多原定民俗类非遗展演和学术交流计划被迫搁置，直到下半年才得以逐步恢复，但这并未阻碍相关项目的学术讨论。可以说，从学术论文到学位论文，从线下座谈到线上云谈，乃至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保护实践，都呈现了我国民俗类非遗的多样性以及年度保护成就。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以及丰富多彩的展演活动依然凸显了某些不足。对此，本文将从以下四个层面对2020年民俗类非遗在保护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梳理，对其所反映的问题加以反思，并对进一步的改进作出思考。

引言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软实力”的突出体现，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担负的世界文化共享资源传播重任。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通过新科技赋予了非遗艺术再现新生的新路径，也通过网络平台打破了非遗传播区域性的界限，彻底改变了原有的非遗传播生态环境，为世界各国人们全面认知、深入了解中国非遗文化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为弘扬中国非遗历史、传递价值和向世界展示非遗核心价值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平台。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也让即时共享、开放共享成为当今数字时代的重要消费特征①。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7%②。因此，数字技术带来的各种变革，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倘若不顺应数字社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传播思路、改变传播策略，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将会严重受阻，非遗传播的数字鸿沟将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会加速中国非遗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消亡。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因此，在当今数字时代，如何通过智能传播模式，创新非遗数字传播思路，消弭非遗数字传播鸿沟，强化非遗传承与保护，改变当前困境，再创中国非遗辉煌，是中国非遗传承与保护在未来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非遗传播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概念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知沟假说、信息沟等理论演化而来。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在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转移》中谈及“数字鸿沟”的概念，他认为由于信息和电子技术导致了国家之间、人群之间、阶层之间的分化，形成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但并未作出明确的释义③。1998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在报告《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中明确指出：“数字鸿沟指的是一个在那些拥有数字技术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④随后，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它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发生变化，逐渐从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入向信息技术使用主体上倾斜。因此出现了“第一道数字鸿沟”和“第二道数字鸿沟”的概念，学者阿特威尔（Attewell）将其分别解释为电脑和互联网的接入差异与使用差异⑤。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提出了类似且具代表性的定义：数字鸿沟指“不同社会经济层面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在各种活动中利用互联网的机会及其使用方面的差距”⑥。当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普及更为广泛，并逐渐日常化，人们对数字鸿沟的关注则转向数字技术使用结果及产生效果方面的差异，也因此形成了“第三道数字鸿沟”⑦⑧。数字鸿沟的形式与概念伴随信息技术更新在不断演化，美国学者德万（Dewan）和里金斯（Riggins）对这三道数字鸿沟进行了理论化梳理，归纳出三级逐层递进的数字接入鸿沟、数字能力鸿沟和数字产出鸿沟的理论⑨。这三级数字鸿沟理论不仅是对三道数字鸿沟的概括总结，也可以视为衡量数字鸿沟的重要参考维度。

在非遗传承与传播过程中数字鸿沟同样存在。基于三级数字鸿沟理论，非遗传播的数字鸿沟可以解释为非遗传播的数字接入鸿沟、非遗传播数字能力鸿沟和非遗传播数字产出鸿沟。具体而言，非遗传播数字接入鸿沟是指非遗在传播过程中因非遗项目所依托电脑和互联网的接入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例如，5G在全国的落地应用，让非遗在数字展示与传播上的流畅度、清晰度得到大幅度提升，给受众带来与2G、3G网络时代全然不同的体验。非遗传播数字能力鸿沟是指非遗传承人和非遗受众在使用电脑、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方面存在的差异，如作为数字时代主流人群，年轻人在电子移动设备与互联网技术使用上，远比年龄较长或长期身处偏远地区的一部分非遗传承人要熟练，并在接触数字内容、产品与服务上让更多传统非遗传承人望尘莫及。非遗传播数字产出鸿沟是指不同非遗项目根据数字技术介入程度的深浅而最终产生的呈现效果差异。例如，采用数字化静态展示与利用3D、VR等技术的动态数字体验会在受众对非遗的认知与喜爱上产生迥异的效果。由此可见，非遗传播数字鸿沟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非遗传播数字接入鸿沟为初端、非遗传播数字能力鸿沟为中端、非遗传播数字产出鸿沟为终端。在非遗数字传播鸿沟形成的过程中，随着不同阶段的数字能力差异的增减，其产生的鸿沟也随之成正比例的增减。

（二）影响非遗传播数字鸿沟形成的因素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发现，教育、收入、性别、年龄、基础设施、地理、对知识付费的态度、社交水平、个人动机等是形成数字鸿沟的重要影响因素⑩⑪⑫。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的传播，因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传播速度快、传播频率高、传播触点广、传播技术新等变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传播生态环境，并对其未来的传承和保护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由此呈现出活化展示的可塑性、多种形态的流变性、广域传播的无界性、跨界融合的共享性和多向圈层化的交互性五个新特征⑬。因此，本文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及相关研究，根据非遗数字传播的新特性，从传播学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入手，梳理出影响非遗传播数字鸿沟形成的主要因素。

1. 中国非遗传承人多为“数字弱势群体”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真正的鸿沟将会出现在世代之间。”⑭这是指数字时代出生的“数字原住民”⑮与非数字时代出生的“数字弱势群体”之间的代际鸿沟。与习惯传统传播方式的“数字弱势群体”不同，以“90后”和“00后”为主的“数字原住民”已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数字媒体已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作为代际传承的一种文化实践，非遗在数字时代已经呈现出代际失衡、传承人老龄化等问题。据课题组关于非遗数字传播效果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受访年轻人不知道中国苏绣，年轻人群对中国传统非遗的了解略见一斑。而中国非遗传承人目前整体平均年龄已达60岁以上⑯，他们本身对数字传播相对陌生，对数字技术与知识的储备欠缺，在数字使用能力上相对薄弱，长期处于非遗数字传播失语状态⑰，是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也正因此，导致非遗传播在数字时代将非遗传承人与广大受众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

2. 中国非遗内容无法满足当代受众需求

课题组调查发现，为了维持非遗精神文化中的“原汁原味”和保持非遗艺术的“活态”，中国非遗基本以传承传统题材内容为主，而87%的年轻受访者表示并不喜欢当今非遗展示的题材内容，因为中国非遗作品鲜有可以体现因时代变化而带来的新思想、新潮流、新创意，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长期以来收效甚微的艰难局面。苏绣传承人邹英姿、姚惠芬也在课题组的深度访谈中表示，“老一辈爱好者老去，中青年受众群体不感兴趣”是苏绣如今面临的巨大困境。随着经济发展、消费升级，受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过于传统的题材内容已经与当代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节奏、审美观念严重脱节，即使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化、改造与再创，依旧无法满足受众对内容的需要，实现有效的非遗传播。早在2015年的“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国际论坛”上，就有学者提出“换汤不换药”式的非遗数字化工作，已经造成相同内容重复数字化、数字资源内部留存并未实现广泛传播等各类问题，不仅没有为受众深刻理解非遗文化起到助力作用，同时非遗数字化的价值也没有因此得到体现。

3. 中国非遗成果展示数字化表达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⑱。中国非遗目前主要依靠大众传播、静态展览等传统方式进行传播，非遗产品的数字化表达方式相对单一，这大大降低了“数字原住民”或更多青年受众接触非遗的机会。据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青年群体对于中国非遗的认知度为41%，而认可度仅有32%。近年来，中国虽然加快非遗数字化进程，推动搭建非遗网络数字平台、开设非遗APP客户端、建立非遗数字博物馆等，但是，很多非遗作品在数字形式的展示上缺少对应数字表达符号，不具备数字表达特征。例如，在课题组调查中，仅有5%的传承人建立了相关网站或APP等数字端口，但由于数字内容乏善可陈、单一的数字化展现方式，使得浏览者与下载者少之又少，非遗的数字化工作形同虚设。这就使得目前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仍流于数字传播的表面，并未完全融入数字化表达的话语体系，自然对于熟悉、认同数字化表达的青年受众就相应缺乏吸引力。

二、消弭非遗传播数字鸿沟的传播机理

拉斯韦尔于1946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5W传播模式，指出传播过程包括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以及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五个基本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同时，根据编码/解码理论，在传播过程中编码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而解码反之，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其中，编码者与解码者的水平高低、是否处于同一编解码体系及其所在的社会文化外部环境等主客观因素都将影响意义或信息的传播⑲。因此，下面将在分析影响中国数字传播鸿沟形成的因素和5W传播模式基础上，从编码/解码理论角度剖析弥合非遗传播中数字鸿沟的传播机理。

（一）重塑数字编码：消弭非遗传播数字鸿沟的起始

非遗是一种与人相关的生活方式、文化内容，而非遗是通过“以传承人为核心，以持续传承为重点”的方式来维持其活态⑳。其中，“人”在非遗的传播与传承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在整个非遗传播过程中，非遗传承人既是重要的传播者，也是非遗传播活动的起点，要消除非遗传播数字鸿沟就应从此开始，重塑非遗数字编码。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不断升级发展，数字化生活已经渗透在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就要求人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数字素养来适应数字时代带来的各种变革。所谓数字素养，即“通过数字技术安全适当地获得、管理、理解、整合、沟通、评价和创造信息的能力”㉑，它包括了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和媒介素养。非遗传承人既是非遗文化的承载者，又是非遗活动的传递者，其数字素养将决定非遗传播的数字化质量，也因此承担着将中国传统非遗内容进行数字化编码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非遗传承人在不破坏非遗本真内涵的前提下，准确地将提取非遗符号、元素、特征等，对其进行有效而恰当地技术性编码，提升非遗数字内容性编码质量，让非遗在数字传播的开端就具有现代性。

（二）消除对抗解码：消弭非遗传播数字鸿沟的突破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受众在解码过程中会持有主导式、协商式和对抗式三种立场。其中，“对抗式”解码是指对受众在解码、理解和接受信息的时候所持有的一种对抗式、完全相反的“立场”㉒。这是由于对抗式解码者与编码者在所持立场、文化水平、知识结构、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两者并不在同一个符码体系中，进而产生“误解”，发生对抗，阻碍整个传播过程的顺利完成。就非遗而言，过去的传播对象多为非遗学徒，或是对非遗项目的热爱者与追随者，与作为编码者的非遗传承人多处于同一符码体系中，对抗式解码的情况也因此鲜有出现。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受众的范围与层次日益扩大与深化，他们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使用能力及解码能力也随之不断提升，与诸多传承人之间的数字鸿沟也进一步拉大。但是作为解码者的受众对于传统非遗的认知仍停留在原有的刻板印象中，纵使面对数字化呈现的非遗内容，也仍会出现对抗式解码的现象。因此，消除非遗传播中受众的对抗式解码成为弥合非遗传播数字鸿沟的突破口。这就需要在非遗传播活动开始前，对非遗受众画像进行分析，采用现代人所能理解、喜爱的方式进行非遗数字编码，让受众用更为数字化、现代化的方式了解中国非遗，消除受众在解码过程中的对抗性。

（三）赋能编码效应：消弭非遗传播数字鸿沟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非遗更应在数字时代构建有效传播，共享数字红利。因此，非遗的数字编码效应不仅需要编码者与解码者处于同一符码体系，在相同的编码—解码语境下双向互动，并在非遗数字传播过程中产生意义，加深对非遗的认知与理解，以此提升非遗数字传播效果，而且还需要将非遗数字编码内容通过与之相适配的数字平台进行传播，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能在整个符码体系中形成合力，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编码效应。由此，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受传者之间，打开了非遗数字传播通道，进而促成非遗数字传播良性循环，起到缩小或弥合非遗传播数字鸿沟的作用。

三、消弭数字鸿沟的中国非遗传播策略

如何利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手段开展非遗传播，改变人们心中对非遗固有的刻板印象；如何通过有效的数字表达将小众、传统的非遗文化逐渐融入当代潮流文化中，激发人们对中国非遗的认同和喜爱，从而形成对中国非遗的有效传播和保护，等等，都是弥合中国非遗数字传播中已存在的数字鸿沟、避免数字传播鸿沟不断扩大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消除非遗数字鸿沟的传播机理，着力从升级非遗地区数字接入、提升传承人数字能力及优化非遗数字产出三个方面提出中国非遗创新传播策略。

（一）构建非遗数字传播“造血”系统，形成中国非遗传播新生态

进入数字时代，国家对非遗传承与保护实施了一系列“输血”式抢救，特别是对非遗传承人进行了更多的保护与关注，但中国非遗消亡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以戏曲为例，有60个收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中国戏曲志》中的剧种，却未被收入在文化部2017年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名录中，它们或是消亡，或是濒临消亡㉓。这说明中国非遗传统的“输血式”保护方法并没有让非遗传承与保护在数字时代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将传统的“输血式”保护转变为活态的“造血式”传承，是消弭非遗传播数字鸿沟的最根本问题㉔。所谓活态“造血式”传承就是通过政府层面及社会层面对非遗区域的非遗管理者和非遗传承人数字认知能力、数字接受能力、数字发展能力的提升，形成他们对数字表达、数字内容、数字平台的认知，提升他们自身对数字技术的认同与接受。在此基础上，尽力帮助他们在一定范围提升数字媒体的基本运作能力，从而形成政府从资金上的帮助到非遗管理者和非遗传承人在数字传播能力上的提升。

1.升级数字传播基础设施，优化非遗“造血”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应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㉕提升硬件数字化是实现非遗数字传播的先决条件，也是消弭非遗数字传播鸿沟的重要基础。因此，从建立非遗“造血”生态角度出发，推行非遗数字基建优惠政策、设立非遗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金，政府牵头、企业竞标，带动非遗项目所在地区完善、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网络传输速度与质量，弥合因“数字接入”不均衡而产生的数字鸿沟。自2020年“新基建”首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文改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发布了《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通知》，设定了包括建设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和数字化文化生产线等八大基建任务㉖，不仅为非遗的数字传播提供基建保障，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保驾护航。

2.设立数字技术教学团队，提升非遗“造血”功能

在完成数字化设施升级的基础上，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组织专业团队对非遗传承人进行点对点的数字素养及基本技能培训，提供包括数字化特点、数字化意义、数字化与非遗关系等数字素养的教育服务，以及关于数据平台运用、数字语言表达、非遗数字作品发布等专业技术方面的咨询与指导。在教学团队组建中，积极鼓励社会公益组织、企业单位及志愿者等群体加入，特别是要吸纳身处“数字弱势”的非遗传承人所在地区的大学生加入。这样不仅可以集社会各界力量帮助非遗传承人，助力传统非遗项目开展数字传播，还可以让更多社会人群，特别是青年人加深对中国非遗文化的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成为非遗数字传播中的一员。例如，电商公益平台“唯爱工坊”既组织专业团队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数字技术指导，又借助电商平台搭建非遗网络生态圈，形成集培训、生产、销售、传播于一体的非遗经济产业链条，让苗绣、京剧、雕版印刷等非遗项目通过社交平台走进普通大众，起到了对非遗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作用㉗。

3. 搭建层级性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保证非遗“造血”补给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56个民族的文化共同托起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文明。非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既有极强的区域性特征，也带有浓厚的民族性特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非遗可以被称为“文化孤岛”，传承人都在各自所处区域内用自有的传承技艺、技法进行创作，延续非遗的“生命”。但是，步入数字时代后，更为透明化、公开化、多元化的信息，通过国家、地区、非遗项目本身等不同层级所搭建的数字资源平台，汇集各类优秀非遗资源，形成非遗数字资源共享云平台，为非遗传承人提供相互交流、借鉴与学习的枢纽中心，一改非遗文化资源孤岛的局面，同时也成为非遗进行数字加工、改造与创新的重要内容来源。目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广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通过数字化梳理与整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了基层群众共享文化信息的目的，已经成为全国各基层弥合非遗传播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㉘。层级性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不仅可为非遗进行数字加工与创新的重要新鲜内容来源，也为非遗的数字传播提供了非遗关注者的学习平台。

（二）完善非遗数字展示空间，构建中国非遗传播新格局

通过培养非遗传承人的数字素养、提升数字表达能力，是完善非遗数字展示空间，推动非遗传播的关键途径。所谓数字表达能力，可以理解为利用多样化的数字技术来展现思想、情感、想法和意图等，并让他人理解、体会和掌握的能力。这不仅体现在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与使用上，更多的是指培养数字技术解决问题思维、借助数字技术表现思想内涵、利用数字技术创造创新内容的能力。而采用何种数字技术，则取决于想要表达的内容。因此，作为对非遗内涵、内容及精神最为了解的非遗传承人，首先应转变思维方式，增强数字化生存、生活和竞争的能力，在培养自身数字素养的同时，重点提升数字表达能力，让非遗内容达到最佳的数字展示效果，推动中国非遗传播新格局的构建。

1.保持数字素养与时俱进，延伸数字表达能力长度

由于数字技术与媒介的介入，可以让以言传身授为主的无形非遗得以实现形象化和具象化，将传统的“人体文化”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智能化形式进行呈现，传递给更多受众，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关注、去欣赏、去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激发新的创造力，让非遗可以永葆生命。其一，非遗传承人要消除思想观念上的数字鸿沟，转变传统非遗传承的思维定式，紧随时代步伐、持续不断学习，接受数字技术对非遗传播带来的诸多变革，与时俱进地学习数字技术，提升自身数字使用能力，不断延长自身数字能力的长度，以应对数字时代给非遗传承与保护带来的各种变化。其二，非遗传承人应不断完备现代数字知识，从数字时代到数字技术，再到数字技术应用、使用，以及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解决现实难题、进行加工创作等。非遗传承人只有扩充数字技术知识储备、掌握数字技术基本技能，才能更好地消弭已存在的非遗数字传播鸿沟，达到有效的非遗数字传播，进而实现非遗可持续的传承与保护。

2.善用智能传播媒体矩阵，拓展数字表达能力宽度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的传播内容改变了受众在传统应用场景中“早上听广播，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的媒体使用习惯，也从传统的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等媒体的被动接收信息，逐渐转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主动选择接收信息。因此，中国非遗应充分利用多元媒体，构建智能传播矩阵，进而拓展非遗文化数字表达能力的宽度，提升非遗数字传播效果。首先，可以依托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进行广泛的非遗数字传播，将非遗内涵、非遗精神传递给普通大众，加深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其次，强化5G带来的高速度、高性能的移动网络与智能化服务，将非遗文化进行移动化、可视化、碎片化数字传播，满足公众对非遗信息的主动搜索需求。比如，广东省非遗保护和非遗传播活化的官方平台“广东非遗”微信小程序，不仅提供省内非遗最新动态和资讯，而且让受众随时随地了解岭南非遗文化魅力。最后，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高频互动、深度渗透、强用户黏性等特点，为公众提供非遗信息分享与交流平台，采用点赞、转发、制造话题等方式提升非遗网络热度，保持非遗文化在受众之间活跃度。比如，诸多民间雷剧团通过快手直播平台，满足雷州各地戏迷日常观看雷剧演出的需求，雷剧戏迷也在快手平台进行交流沟通，逐渐形成雷剧戏迷网络社群，持续推动雷剧的传承与传播。

3. 建立非遗网络空间话语权，强化数字表达能力深度

网络空间话语权即在网络空间内享有“说话”的权利。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需要提升自身在网络空间中影响力与感召力，建立属于中国非遗文化的网络空间话语权，才能切实强化非遗数字表达能力深度，推进中国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如今，数字时代仍是“内容为王”的时代，而掌握非遗网络空间话语权的关键就是加强非遗文化的内容建设。因此，为增强非遗文化的网络空间话语权，就应在中国非遗秉承本真内涵、确保技法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数字内容的生产与创新，挖掘非遗项目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契合点，深入了解非遗项目与各类数字技术对接的可能性与创新方式，丰富非遗数字内容的时代内涵，推动传统非遗进行深度数字化升级。而在内容创作上，可以依托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文化，“古为今用”；也可以吸取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与创意，“洋为中用”。例如，陕西华州皮影兼顾传统与现代，开发了皮影芭蕾舞、皮影迈克尔·杰克逊等全新的剧目表演内容，为传统皮影戏增添了时尚现代感，也拉近了非遗文化与当代受众的心理距离。

（三）提升非遗数字表达能力，扩大中国非遗传播新场域

单一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无法适应当代人们数字化生活的节奏，因此提升非遗数字产品的易用性、通用性以及呈现效果则成为非遗智能化呈现的重要工作。中国非遗多种多样，各具特色。因此，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分类，根据不同非遗各自特点和非遗数字传播新特征将已有非遗项目分为传统表演、传统游艺、工艺民俗和文学语言的四大类，再基于不同非遗项目自身特点，辅以恰当的数字展示技术，尽可能最大化地彰显各类非遗项目的风格和艺术魅力。

1. 以数字交互沉浸突出传统表演观赏性

传统表演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形成的艺术瑰宝，主要包括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与传统曲艺等方面的非遗内容，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极具观赏性。因此，这类非遗项目应利用数字展示技术打造具有观赏交织的交互空间，为受众提供视觉与听觉上沉浸式享受。例如，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模拟现实情境、拓展表演空间、设计交互场景，不仅丰富了传统表演的视觉层次，而且增强了受众观看表演的沉浸感，充分提升受众对非遗传播的立体感知。例如，京剧的多个新媒体剧目《大唐贵妃》《天下归心》《梅兰霓裳》等，利用数字舞美技术，调度演员的表演、传统的戏台与数字技术营造出舞台的立体空间，在视觉冲击、心理认知和环境感知上使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更好地沉浸在戏剧表演中㉙。

2. 以数字互动趣味提升传统游艺娱乐性

传统游艺起源于我国人民千年来的宗教仪式或劳动场景，主要包括传统体育竞技、杂技艺术、少儿游戏等，极强的娱乐特性是其能历经千载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类非遗项目应增强数字展示娱乐性，提高受众参与度，让他们在游艺体验中建立对非遗的深刻认知。例如，利用互动多媒体技术进行游艺的动作捕捉与数据库建设，再以3D技术还原真实场景，并通过全息投影技术等数字展示手段予以前端展示，同时借以多平台进行交互游戏，以提升游艺类非遗项目的娱乐性，让受众身临其境，在互动游戏过程中体会到极强的趣味性。又如，通过对传统游艺、节日、礼俗的模拟，使受众体验传统游艺以及过程；或将一些民间知识、传统手工艺的源起、发展历程等相关知识，以游戏的形式提供给受众，深化受众对非遗的了解和记忆。

3. 以模拟游戏实操强化工艺民俗操作性

工艺民俗主要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技法与习俗，主要包括了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民俗、传统医药等内容，强调技法的操作过程。因此，工艺民俗类非遗项目可以采用强调过程理解程度与操作熟练度的严肃游戏形式进行数字展示。例如，依据工艺民俗的历史文化首先进行故事场景与游戏机制设定，为游戏顺利推进做背景铺垫；其次，利用工艺民俗类非遗元素，还原非遗操作现场，搭建游戏场景，提升游戏沉浸感与审美性；再次，以完成“闯关”任务等形式加深受众对工艺民俗关键技法的记忆，进而强化受众对工艺民俗类非遗的理解。

4. 以凸显情感可视化再现文学语言场景感

文学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口头相传的故事、歌谣等主要包括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歌谣、长篇叙事诗、谚语、谜语等。因其以口述和文字等形式传承，加大了文学语言类非遗的抽象性，增加了受众的接受度和理解度。因此，将文学语言类非遗的口头文学进行情感可视化展示，可以有效提升语言和文字信息的具象性。例如，依托情感可视化技术，将文字、声音等信息转化为受众更易理解的信息，提取民间文学语言的情感元素，构建信息量化的情感空间，同时将文字元素融入其中、传达情感，可以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受程度，加深受众对文学语言类非遗的理解程度。

结语

数字技术是把双刃剑，使得这个“世界正在被抹平”㉚，让全球化更为深刻，各国交流与互动更为便利，但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也在无形中区隔了国家与人群，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数字鸿沟形成。在如今的数字时代，面对无处不在的网络，数字能力已经成为人们当代生活、生存的必备技能。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国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在面临数字化传播挑战面前，更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在提升传承人数字表达能力的同时，要进一步消除受众对非遗的对抗式解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展现中国非遗风采，将非遗的数字编码与解码置于同一符码体系，避免非遗数字传播鸿沟持续扩大，逐渐消弭因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能力而产生的非遗传播数字鸿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8ZD22）、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效果研究——以雷剧网络直播为例”（项目编号：2020WQNCX2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薛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文创学院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传播与文化传播、网络传播与社交平台、国家形象与品牌传播。

龙靖宜，广东开放大学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