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门独立画种，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曾在稳定社会秩序、加强民族凝聚力和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日，由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的“版印春秋——中国美术馆藏传统木版年画展”，从馆藏作品中精心遴选出120余件纸本年画和部分原版，以“神祇”“愿景”“节令”和“戏出”四个主题展现年画艺术丰厚的历史文脉及其与农耕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雕版印刷的视角，挖掘年画艺术的文化传承与传播路径。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纸张的结合掀起了一场人类文明传播载体的革命，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雕版印刷术最早用于佛经刻印，由于宗教传播的需要而附加精美图像，这种具有独特审美和文化意蕴的插图成为中国版画的鼻祖。至宋代，经由高度发达的城市商业与市民文化的推动，催生了中国传统艺术中一个特别而重要的门类——木版年画艺术。虽然中国年画的历史非常久远，但早期均为手绘形式，并不普及，而从宋代开始，木版雕刻印刷的年画开始逐渐取代手绘形式成为主流，其巨大的传播力为年俗的成长定型、民俗信仰的构建以及民众精神文化的丰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民间年画以门神为肇始，门神又以神荼、郁垒为古远，其后逐渐发展出诸如“家宅六神”，通过张贴拜祭，期望能镇宅禳灾、迎祥纳福，反映了古人朴素的神灵崇拜和对“家”超乎寻常重视的观念。以此为中心，从民间信仰与功利需求出发，年画发展出一套十分繁复而完备的众神体系，从儒、释、道仙佛到各行业祖师，再到牛马王、农神等样样俱全，构成一个全景式“天地全神”年俗信仰世界。民间大众对生活的祈愿主要涵盖福、禄、寿、喜、财等方面，还包括对平安健康和子嗣绵延的期盼，这既与诸神信仰关系密切，又生发出世俗的人间温情与烟火况味。年画中的愿景题材伴随明清以来吉祥文化及其图样的发展而逐渐完善，成为最能全面而鲜活地反映农耕时代民间大众美好愿望的心灵图景。民间信仰与生活理想固然是民俗文化的核心内容，但都离不开生产与生存这一重大命题。于是，和生产劳动息息相关的节令成为年画表现的重要主题，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最为突出。节令年画既是先民对农耕生活高度地概括提升与视觉再现，也以生动风趣的画面提醒及时耕作，规劝勿忘生产。由此可见，年画既是装点节日的民俗艺术，更是农耕生活必不可缺的内容，闪烁出现实主义的光辉。至于戏曲年画，虽然出现略晚，却是最受大众喜爱的题材。所谓“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戏曲年画虽与民间信仰有一定距离，但却秉承和弘扬了真善美的永恒价值观，并随着雕版印刷的便捷而广泛传播，在娱乐与教化中增强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形态与信仰观念发生巨变，在石印及后来的胶印技术冲击之下，传统木版年画的应用与消费市场日渐萎缩。其实，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革命年画”到50年代“新年画”的探索中，虽然成绩斐然，但对内容与主题性的重视要远大于对民俗审美及木版套色技艺本身的挖掘。20世纪80年代，“新年画”创作发展进入高潮，但此时已是现代出版印刷发行的时代，高效低成本的胶印技术几乎一统天下。这一过程正伴随乡村民俗活动及观念的日益淡化，同时写实风格绘画也在快速地构建新的民间审美意趣。一旦反映社会生活、农村新貌的作品取代原来的民俗题材成为年画主体，年画艺术就与“年”的关系渐行渐远，沦为纯粹的艺术作品，成为和国画、油画、水彩等没有分别的绘画艺术。所以，木版年画的雕版套印技术，以及由此形成的传统审美趣味至此走到了没落的边缘。

▲ 赵公明（清版） 苏州桃花坞

▲燃灯道人（清版） 苏州桃花坞

年画艺术能否重回大众生活？这是一个正在发生和发展变化的问题，难有明确答案。传统木版水印年画重新在新年普及几乎不再可能，但以新的技术材料、新的审美形式和新的主题内容走入当代生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加持之下，这条路径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但是，传承千年之久的雕版套印年画技艺不应仅仅成为传承技艺的手段，在审美趋向多元的今天，在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代，这项内化在民众血脉与记忆中的技艺理应有一个创新实验的过程，进而生发新的表现语言与审美样式。

民间年画作为农耕文明时代民俗信仰和乡土艺术的经典代表，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宝库。它以与农耕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及“拳刀”的特殊技法，形成了不同于以“推刀”为代表的西方版画造型语言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雕版印刷在年画中的应用普及，是艺术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新时期的探索可能仍然与具体的年俗有一定距离，但由此将传统雕版与套印技艺进行传续，远承年画艺术淳厚、祥瑞的民俗文化内涵，并融入独特的时代气息与审美观念，将其发展成大众可欣赏、消费的新的版画艺术，应该成为这门艺术在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